最近，“亮证”的话题火了。
其实，亮证在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。尤其是在明朝，“亮不出证”，百姓想出趟远门，比登天还难。打工、就医、旅游……，没有“证”的话，门都没有。
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他把大明整成了一个大号的局域网。
百姓最大的活动半径是方圆100里，超出这个范围，外出就得办证。没有的外出证的话，一旦被散布在边边角角的巡检司抓到，一律按逃犯处理，起步价80大板，上至发配戍边。
80的处罚力度不低了！就明朝的板子，习武之人也就能抗十来下。真要往死打，三棍重伤，三十棍凉透。要是打完80板子，就成粉末状态了。
这种外出证，明朝官方称呼为“路引”。通常只有科举学子、买卖人、当官的才有需要，普通百姓一般无缘此证。
一方面是用不到，另一方面是办理麻烦且使用风险极大。
展开剩余84%首先。办理的时候，你得写上详细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，还要注明外出所办事宜，所去的地方，而且是点对点，中间不得有路线变更。什么时间出发、回来，带什么物品，不得有丝毫偏差。
一句话总结，就是一人一事一证。
比如，你是一个商人拿着外出采购粮食的路引，去采购了棉花。不好意思，遇到巡检司检查站时，你这个路引就是无效的。即便是采购的物资是粮食，注明的是100石，实际采购是200石，那也不行，除非花点“人事”摆平巡检司的官爷，否则照打不误。
朱元璋发明路引，纯粹是一个“人畜无害证明”。有了它，走到哪都是大明良民。
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，军以逃军论，民以私渡关津论。为了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“路引制”，朱元璋还配合了其他人口管理制度。
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，朝出暮入，作息之道相互知。大伙相互监督，都老老实实在家种地，一里一百一十户要相互长着点眼睛，彼此家庭信息要做到“一口答”。
瞧见没，洪武皇帝想得多周到。为了你好，真是煞费苦心。
当然，“明粉”听到这话，肯定就不乐意了。——类似这种证，只有我们大明有吗，别的朝代就没有吗？
当然不是。笔者所知道的“路引”凭证，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。
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，坐之。话说，商鞅失势，流亡途中，投宿到一家客栈。老板不敢留宿，对商鞅说，秦律规定，客人无法出示证件，店家留宿，是要问罪。
这种证件传到汉代变成了“传”，传到隋唐变成了“过所”。到宋朝，才解除了这种荒唐的规定。
百姓仅仅过了宋元四百来年好日子，等洪武皇帝上台后，又将其死灰复燃。
那“明粉”一定会来劲了！大伙都有路引，凭什么揪着我们大明不放。
有句话说，驼子里拔将军，烂货堆里也得分出一个最烂的。
对百姓管控之严，洪武一朝达到了人类文明的巅峰，任何王朝都比不了，什么三皇五帝、秦皇汉武，关乎“防民”的问题，在洪武皇帝面前，全是小卡拉米。
别的朝代的身份文牒，基本人手一份，明朝的路引，一般人弄不到。
先看，申请流程。
明朝的路引，最低的审批权限在州县。一个人想要获得路引，得先向乡里提出申请，然后再报送县衙复核。复核的内容包括，姓名、职业、身高、相貌、家庭成员、社会关系、出行目的等等逐一审核。
万历时期，刑部侍郎吕坤对路引进行了进一步完善。其繁琐程度，超乎想象。在过去基本信息基础上，增加了“有没有胡子，是长胡子还是短胡子，是圆脸还是长脸，亦或是猪腰子脸还是鞋拔子脸，皮肤是黑色、白色、棕色，身上有没有疤”。
照得本州县卫所某百户某人，年若干岁，身长几尺，无须微须，方面瓜子面，白色黑色紫棠色，有无麻疤。今由某处，前至某处，何项生理，家有父某人，母某氏，子某人某人，兄某人，弟某人。……右给付某处某人，准此。州押印，县押印。——实政录节钞这可是六百年前，不比现在的电脑办公，从系统一查，信息对起来，就给盖戳通过。所有的资料得从纸质档案上，一本一页去查找。
稍有不对，立刻退还，重新申报。如此循环往复几次，需要就医的，坟头草都得三尺高了。需要外出贸易的，黄花菜都凉了。
洪武六年，第一起因“路引”引发的争议案件，惊动了朝廷。常州有一百姓，奶奶病了，需要到外地请郎中，想走程序申请路引，肯定是来不及了。此人就铤而走险，赌一把。经过吕城时，被巡检司给扣住了，理由是身上没有路引。于是，就被抓起来接受杖刑。
朱元璋听说此案后，御批“此人情可矜，勿罪，释之”。恶法是他定的，他还摆出一副明君圣主的形象，法外开恩。好人全让他当了。
估计，明粉看到这一幕，又得嗨爆了，你们看洪武皇帝多爱民如子，执法有温度。问题是，这位常州小民是幸运的，绝大多数没有路引而被杖罚、流放的人，朱元璋是不知道的。
在洪武皇帝英明神武的领导下，明朝社会人口流动率，终于创造了人类历史最低，不足5%，比起宋朝骤减30%。
路引只是洪武皇帝“束民”的手段，说好听点是希望百姓不要惹是生非，安土重迁，安居乐业。说得就跟其他朝代的百姓，没有路引就活不下去一样。
本质上，就是想搞阶级固化而已，把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全部锁死在老朱家的圈里，千秋万代供养着他们。
有一说一，这位“明粉”眼中得国最正的皇帝，骨子里是一个极其小气且狡诈的人。他自己就是一个生活在元末的游民，跟着他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勋贵们基本上也都是游民。
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荣华富贵是怎么来的，所以才害怕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夺走他们的荣华富贵。
于是，他们就恨死了那些游手好闲的“逸民”，却不恨过去曾经是游民的自己。用无限的体力劳动，去阻断百姓的脑力劳动。从而，把一个个人，驯化一头头“大明牛马”。
就是外来的清朝，也跟明朝比不了。比如，康熙时期，浩浩荡荡的“湖广填四川”，把大量外省人迁到四川搞蜀地大开发，也是持证迁入，但对于没有路引的流民，顶多是遣返回原籍，远没有到起步80板子，甚至“拷走”发配充军做苦役的程度。
读了这么多年历史，就认可林语堂先生说的那句话。大致意思是：二十四史，本质上是一部底层人的苦难史和皇帝的富贵史。每一秒、每一刻都在围绕“抢皇位、守皇位”，底层人在他们眼里，蝼蚁不如。
动荡时，他们是刀枪马蹄下的冤魂。
安稳时，等待他们的是恶霸的欺凌和地主的盘剥。
盛世，榨其肤。
乱世，要其命。
明朝前期，洪武皇帝处心积虑、引以为傲的“路引制”，确实对“束民”起到了极大作用。等天启崇祯时代，就彻底废了。
路引对少数极个别是有用的。但如果成片成群、呜呜泱泱的饿民聚拢在一起时，多半是不需要这个“路引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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